生物工程专业全国排名前20的有哪些大学 北大清华再次上演抢状元，这是为什么

俄罗斯的大学排名为什么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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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教育组织QS今年9月公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中，上榜俄罗斯高校比2013年多了6所，达到21所。QS首次将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国立萨拉托夫国家研究型大学和工艺技术国家研究型大学列入排名。
近十年来愈发重视
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院长半开玩笑地说，为能马上进入排行榜的中间位置，他们“作为核大学使用了核武器”。他同时表示，“大学有能力表现得更好”。萨拉托夫国立大学有关人士在接受《透视俄罗斯》记者采访时说:“进入排行榜是全校努力的结果，其中包括每一名大学生、研究生和老师。”
一方面，俄罗斯高校2004年之后才开始认真对待世界排名问题，直到现在对于许多大学来说这些排名还是新鲜事物；另一方面，近10年来俄罗斯高校与政府在多次犹豫和尝试打造自己的国际评级制度后才决定遵守国际通行游戏规则。上述三所俄罗斯高校能进入排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俄罗斯政府支持高校发展的联邦“5-100”计划的实施，俄全国共有15所大学参与了这一计划，其目的是2020年使5所俄罗斯大学进入世界排名前100位。
排名属于商业行为
俄罗斯最古老的大学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的QS排名在俄罗斯高校中居首位，但在总排名中仅居第114位。该校在2007年下滑到300名，但很快又回升上来。莫斯科国立大学新闻系副主任阿纳斯塔西娅·格鲁莎说：“该国际排名首先是一个商业行为，因为教育是一种市场服务形式。”格鲁莎说：“排名上落后没什么见不得人的，现在已经不是无须出售教育服务的11世纪博洛尼亚大学时代了，我们是在国际水平上进行竞争，因此不能忽视这一国际排名。”
综合大学排名领先
“高等经济学校”研究型大学是公认的俄罗斯人文教育名校之一，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一开始就按西方模式建造并吸取苏联学院派学校的特点。“高等经济学校”大学在QS世界大学排名中在501至550位之间，从2009年起一直保持这一水平。“高等经济学校”大学教育研究所导师伊萨克·弗鲁明认为，该校排名低的原因是它是一所专业学校，QS世界大学总排名考虑的是包括医学、自然和精准科学等学科在内的综合性大学。弗鲁明说，该排名具有模棱两可的表述等许多不足之处，但这些又是必须的，因为它要为各大学提供“已被证实有效的高等教育模式”。
弗鲁明说：“‘高等经济学校’在QS世界大学雇主排名中急剧上升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们建立了雇主董事会。此外，我们的学术声誉因举办一系列国际活动而有所提高。”弗鲁明说，“高等经济学校”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提高学校的名次。
排名靠后有历史原因
然而，俄罗斯各大学和学科有一些无法使其国际排名迅速上升的特点。西伯利亚国立对外关系大学（在QS排名中居328位）副校长阿列克谢·奥古涅夫说:“国际排名的标准反映了各大学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很难适应我们国家高校的情况。”还有一个原因源于苏联时期技术大学的封闭传统，特别是培养俄罗斯国防领域干部的高校历来具有对外封闭的特点。莫斯科国立鲍曼大学（QS排名322位）校长阿纳托利·亚历山德罗夫接受《透视俄罗斯》记者采访时说：“鲍曼大学是一所国防航天高校，因此国际排名不会注意到我们，但4年前我们入榜了，并且排名居中。”亚历山德罗夫说：“鲍曼大学输在无法招收15%的外国学生。我们从事航天和国防科技，因此招收外国学生的人数不能超过1000名，这是我们的特殊性。”
亚历山德罗夫说，还有一个问题是俄罗斯与西方对研究结果的理解不同。“西方文化注重被摘引率，它是评价大学好坏的主要标准。这一点我们从没有过，而且永远也将不会有。创意、项目和做出来的“铁家伙”是我们的研究结果，或者是我们所利用的技术。”谈到莫斯科国立鲍曼大学是否做了一些事情让学校排名快速提高的问题时，亚历山德罗夫称这是“无稽之谈”。他说：不要迷信排名。这是一个大概的指数。我们能进入排名是好事，其它的则要由时间去证明。”

生物工程专业全国排名前20的有哪些大学？

生物学排名前十几名的大学依次是北大、复旦、上海交大、南京大学、中科大、武汉大学、中国农大、南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58年9月创建于北京，首任校长由郭沫若兼任；建校后，中科院实施“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汇集了严济慈、华罗庚、钱学森、赵忠尧、郭永怀、赵九章等一批著名科学家，建校第二年即被列为全国重点大学；1970年初，学校迁至安徽省合肥市，开始了第二次创业。

1978年以后，学校创办少年班、首建研究生院、建设国家大科学工程、面向世界开放办学等新举措；也是唯一参与国家知识创新工程的大学。

师资队伍

截至2020年12月，学校共有教学与科研人员2621人，其中教授817人（含相当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副教授903人（含相当专业技术职务人员）。 谋考网

其中，两院院士等高层次人才不重复统计共有496人，占固定教师总数的37%；青年人才占高层次人才的60%。45岁以下青年教师占教师总数的70%，其中35岁以下教师约占青年教师总数35%。

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中科大

北大清华再次上演抢状元，这是为什么

作为中国最顶尖的两所大学，难道就没有见识和能力认识到抢状元的弊端吗？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北大清华的状元之争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社会合作面临的最大难题，它深刻揭示了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个体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采取对自己最有利的占优战略，得到的却不一定是自己最想要的结果，相反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就生源竞争而言，对于北大来说，无论清华抢不抢状元，抢状元都是北大的最好选择，即最优战略；对于清华来说也是一样。用博弈论的专业术语来表述，两所大学都抢状元就构成了北大清华招生博弈的纳什均衡。纳什均衡是一个僵局，给定对手不改变行为，自己就没有激励改变行为，因而无法打破或单独偏离均衡。纳什均衡最深刻的悲剧性在于，北大和清华都意识到抢状元是毫无意义的，但抢状元却是他们必然的选择。即使两所大学都认同不抢状元是最好的，但这个结果却得不到，因为每所大学都不得不采取对自己最有利的行动——抢状元。除非引入第三方力量改变博弈结构，否则囚徒困境就不可能被打破。

这让我想起了武侠小说里的经典桥段：两个绝顶高手比拼内力，谁都知道比拼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但没有人敢率先撤出战斗。解套的办法通常是两个：一是出现了第三个武功更强的高手，比如扫地僧，从而打破僵局；二是两个人都意识到了危险，不约而同地你一点我一点往回撤，最后相视一笑，罢手言和。
小说虽然是虚构的故事，但打破囚徒困境的原理却和现实生活并无二致。目前，社会舆论对于北大清华抢状元的做法批评很多，其实两所大学自己也苦不堪言。批评者的目的无非是让大学反省从而改变自己的行动方式，但在囚徒困境中，单靠大学自身的力量无法打破僵局。作为中国最顶尖的两所大学，难道就没有见识和能力认识到抢状元的弊端吗？非不为也，实不能也。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使他们认识到了，也无法改变自己的行动。否则，抢状元又不是今年才出现的特殊现象，为什么一年又一年，类似甚至相同的情节一再上演而且愈演愈烈呢？我认为，一味地批评指责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关键还是要通过有效的办法帮助两所大学解套。
有人认为，抢状元反映的是大学对优质生源的渴望。其实，二者之间一点关系也没有，抢状元的本质是对分数的追逐。
在囚徒困境中，打破僵局的唯一办法是改变博弈结构。就北大清华的招生竞争而言，破解之道在于，如何使不抢状元成为每所大学的占优战略，或者说，如何让状元对于两所大学没有价值。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目前状元对于北大清华的价值何在？为什么两所顶尖大学明明知道状元没有意义，还必须要竭尽全力去抢呢？为什么抢状元会成为他们的占优战略呢？这是因为，在当前以高考成绩为唯一录取依据的情况下，社会对于大学质量和声誉的评价是以高考录取分数为标准的。哪所大学的录取分数线高，社会就认为哪所大学的质量高；哪所大学录取的状元多，社会就认为哪所大学的质量高。因此，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是高还是低，就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社会影响。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能够对此掉以轻心。大学当然可以不重视状元，但绝对不能忍受社会评价的降低。有人认为，抢状元反映的是大学对优质生源的渴望。其实，二者之间一点关系也没有，抢状元的本质是对分数的追逐。极端地说，即使这个状元是一个人人皆知的坏蛋，在目前的招生录取体制下，他也一定会成为北大清华的争抢目标。实际上，大学招办围绕着提高录取分数线所做的所有工作，包括对招生计划的技巧性调整，全部都与此有关。在“分数拜物教”的统治下，北大清华的状元之争，根子不在大学，而在于现行的高考录取制度和评价机制，是社会合谋的结果。
因此，如果不以高考成绩为唯一录取依据，而代之以大学的综合评价，分数在大学招生录取中的重要性就没有那么显著和单一，也就不会成为社会判定大学质量和声誉的标准，大学就没有足够的激励去追逐分数，而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吸引选拔适合自己的优秀学生。由于每一所大学选拔学生的标准不一样，适合北大的不一定适合清华，反之亦然，人人都是状元，人人又不是状元，还有什么争抢的必要呢？这样，不抢状元自然就成了大学的占优战略。事实上，这正是新高考改革方案的目标和方向。一旦在招生录取中实现了“两依据，一参考”——以高考成绩和学业水平测试为依据，以综合素质评价为参考——大学能够按照自身人才培养的需求和特点选拔学生，北大清华的状元之争可以迎刃而解，我对此持乐观态度。
随着改为高考后知分填报志愿，再回到以前的模式是不可能了。那么，在知分填报志愿的方式下，有没有办法可以让状元“消失”呢？
让不抢状元成为大学的占优战略，这是解决北大清华状元之争的根本之道。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办法可以使状元对于北大清华来说没有价值，也可以同样起到打破僵局的功效。这就是改变现有的录取规则，使状元“消失”。抢状元的前提是知道谁是状元，如果在录取之前不知道谁是状元，即使想抢，又该去抢谁呢？
熟悉中国大学招生录取制度变迁的人知道，北大清华的状元之争只是近年来才出现的，而且主要是伴随着高考后知分填报志愿凸显出来的。至少在2000年以前，在实行高考前和高考后估分填报志愿的时期，这个问题并不严重。那时候，北大清华也会在录取结束之后晒一晒自己的“状元榜”，但绝没有出现在志愿填报之前就相互厮打的乱象。究其原因，是因为志愿填报的时间在高考分数公布之前，谁也不知道状元是谁，填报了哪所大学，即使想抢也没有目标。大学只能通过自身学科实力和优势特点去吸引学生，无法去抢学生，更没有用钱收买学生的激励——万一你看走眼了呢？
随着北京改为高考后知分填报志愿，再回到以前的模式是不可能了。那么，在知分填报志愿的方式下，有没有办法可以让状元“消失”呢？我提出一种新的招生录取模式，也许可以为解决北大清华的状元之争提供一些思路。
现代测量与评价的研究表明，当考试分数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分数之间的微小差异就不再能够提供关于学生质量差异的有效信息。也就是说，在某一分数线之上的学生，彼此在智力上是无差异的——这也是美国顶尖大学在录取时只提出一个参考性的SAT（或ACT）分数线的原因——他们都是好学生。同时，我们都知道而且认同的事实是，中国最顶尖的985高校之间的质量差异也不大，而且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点。在此基础上，让我们假定某省（市、区）前1000名学生都属于好学生之列（具体名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但不影响分析结果），无论他们被哪一所985高校录取都是可以被接受的——只要大学愿意录取，他们自己也愿意去。当高考成绩评阅完毕之后，大部分学生会获知自己的成绩和名次，但排名在1000名之前的学生只拿到一个通知，表明自己位于前1000名之列——至于具体考了多少分，排名多少，则是一个“黑匣子”——这个名单同时在社会上公布。从成绩公布到志愿填报期间，排名1000名之后的学生根据自己的高考成绩选择大学；排名1000之前的学生可以和自己心仪的大学联系，由大学进行测试（或者不测试，反正都是好学生），根据事先公布的招生计划进行录取。录取的依据不再是高考成绩——学生的成绩已经达到了任何一所985高校的录取标准——而是大学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由于学生肯定会被录取，不用担心掉档风险，他就可以安心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点以及对大学及其相关专业的认知去选择大学；同时，大学也不知道学生的成绩和名次，只能根据自己人才选拔的标准去进行判断，当然就不存在争抢状元的问题了。
这个方案的最大优点，是在没有破坏现有按照高考成绩录取——从而确保了公平——的前提下，为顶尖大学实施招生综合评价提供了空间。它打破了“唯分数论”的窠臼，使大学和学生能够按照教育本质的规律进行理性的双向选择，促使基础教育从应试训练转向满足大学人才培养的需求；其次，它打破了现行录取制度下，北大清华对高分段学生的事实性垄断，使其他985高校也有机会选拔到适合自己的优秀学生，从而推动中国优质高等教育的整体性发展；最后，它改变了北大清华的行为激励方向，促使两所顶尖大学必须在人才选拔上下功夫，而不用再做无谓的“状元之争”，可谓“一石三鸟”。
无论大学之间的招生竞争多么激烈，我们都只能去做正确的事情，去做对学生教育和成长有利的事情，因为我们从事的是教育，而不是其他工作。
北大清华的状元之争，说到底只是两所大学下的一盘棋而已，胜负其实无关紧要。但是，由于北大清华在国内国际上的特殊地位，以及大学招生对于基础教育的影响，从社会角度来看，这盘棋下的不仅没有必要，反而是有害的。
招生也是教育，是教育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基础教育阶段，应当及早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兴趣和人生目标，认识自己和社会，想清楚未来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增加对大学及其相关专业的认知和了解，形成选择大学和专业的预期。大学招生人员要帮助学生实现这些目标，引导他们学会选择，恪守诚信和道德底线，而不是相反。这项工作需要大学和中学一起来努力，不能等到高考结束之后立即让学生根据分数做出选择，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事实上，大学招生人员肩负的责任很大，因为学生正是通过对招生人员的接触和了解，形成对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最初和最直观的理解；同时，由于大学在学生心目中的神圣性，大学招生人员的所言所行，会进一步影响到学生对社会的看法和他们的价值观。无论大学之间的招生竞争多么激烈，我们都只能去做正确的事情，去做对学生教育和成长有利的事情，不能为了结果而不择手段，因为我们从事的是教育，而不是其他工作。这是一条不能跨越的底线，对谁来说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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